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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传忠语文工作室

轻帆疾风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古驿道上的失散 周国平  

2016-05-26 15:13:32|  分类: 美文欣赏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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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驿道上的失散

 

周国平

 

 【《我们仨》结尾的一句话是:“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,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。家在哪里,我不知道。我还在寻觅归途。”】

 

 杨绛先生出新书,书名叫《我们仨》。书出之前,已听说她在写回忆录并起好了这个书名,当时心中一震。这个书名实在太好,自听说后,我仿佛不停地听见杨先生说这三个字的声音,像在拉家常,但满含自豪的意味。这个书名立刻使我感到,这位老人在给自己漫长的一生做总结时,人世的种种沉浮荣辱都已淡去,她一生一世最重要的成就只是这个三口之家。可是,这个令她如此自豪的家,如今只有她一人存留世上了。在短短两年间,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先后病逝。我们都知道这个令人唏嘘的事实,却不敢想象那时已年近九旬的杨先生是如何度过可怕的劫难的,现在她又将如何回首凄怆的往事。

 

 回忆录分作三部。其中,第二部是全书的浓墨,正是写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的。第一部仅几百字,记一个真实的梦,引出第二部的“万里长梦”。第三部篇幅最大,回忆与钱先生结缡以来及有了女儿后的充满情趣的岁月。前者只写梦,后者只写实,惟有第二部的“万里长梦”,是梦非梦,亦实亦虚,似真似幻。作者采用这样的写法,也许是要给可怕的经历裹上一层梦的外衣,也许是真正感到可怕的经历像梦一样不真实,也许是要借梦说出比可怕的经历更重要的真理。

 

 长梦始于钱先生被一辆来路不明的汽车接走,“我”和阿瑗去寻找,自此一家人走上了一条古驿道,在古驿道上相聚,直至最后失散。这显然是喻指从钱先生住院到去世——其间包括钱瑗的住院和去世——的四年半历程。古驿道上的氛围扑朔迷离乃至荒诞,很像是梦境。然而,“我”在这条道上奔波的疲惫和焦虑是千真万确的,那正是作者数年中奔波于家和两所医院之间境况的写照。一家三口在这条道上的失散也是千真万确的,“梦”醒之后,三里河寓所里分明只剩她孑然一身了。为什么是古驿道呢?因为这是一条自古以来人人要走上的驿道,在这条道上,人们为亲人送行,后亡人把先亡人送上不归路。这条道上从来是一路号哭和泪雨,但在作者笔下没有这些。她也不去描绘催人泪下的细节或裂人肝胆的场面,她的用笔一如既往地节制,却传达了欲哭无泪的大悲恸。

 

 杨先生的确以“我们仨”自豪:“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”,“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,因为是我们仨。”这样的话绝不是寻常家庭关系的人能够说出。这样的话也绝不是寻常生命态度的人能够说出。给她的人生打了满分的不是钱先生和她自己的卓著文名,而是“我们仨”的遇合,可见分量之重,从而使最后的失散更显得不可思议。第二部的标题是“我们仨失散了”,第三部的首尾也一再出现此语,这是从心底发出的叹息,多么单纯,又多么凄惶。读整本书时,我听到的始终是这一声仿佛轻声自语的叹息:“我们仨失散了,失散了,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……”

 

 失散在古驿道上,这是人世间最寻常的遭遇,但也是最哀痛的经验。《浮生六记》中的沈复和陈芸,一样的书香人家,恩爱夫妻,到头来也是昨欢今悲,生死隔绝。中道相离也罢,白头到老也罢,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夫妇之间,亲子之间,情太深了,怕的不是死,而是永不再聚的失散,以至于真希望有来世或者天国。佛教说诸法因缘生,教导我们看破无常,不要执著。可是,千世万世只能成就一次的佳缘,不管是遇合的,还是修来的,叫人怎么看得破。更可是,看不破也得看破,这是惟一的解脱之道。我觉得钱先生一定看破了,女儿病危,他并不知情,却忽然在病床上说了这样神秘的话:“叫阿圆回去,叫她回到她自己家里去。”杨先生看破了没有?大约正在看破。《我们仨》结尾的一句话是:“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,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。家在哪里,我不知道。我还在寻觅归途。”很可能所有仍正常活着的人都不知道家究竟在哪里,但是,其中有一些人已经看明白,它肯定不在我们暂栖的这个世界上。

 

 

人生边上的智慧

 

 ——读杨绛《走到人生边上》

 

周国平

 

 杨绛九十六岁开始讨论哲学,她只和自己讨论,她的讨论与学术无关,甚至与她暂时栖身的这个热闹世界也无关。她讨论的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,同时是她自己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。她是在为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做准备。走到人生边上,她要想明白留在身后的是什么,前面等着她的又是什么。她的心态和文字依然平和,平和中却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勇敢和敏锐。她如此诚实,以至于经常得不出确定的结论,却得到了可靠的真理。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,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,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。

 

 在前言中,杨先生如此写道:“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,向后看看,也向前看看。向后看,我已经活了一辈子,人生一世,为的是什么呢?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。向前看呢,我再往前去,就什么都没有了吗?当然,我的躯体火化了,没有了,我的灵魂呢?灵魂也没有了吗?”这一段话点出了她要讨论的两大主题,一是人生的价值,二是灵魂的去向,前者指向生,后者指向死。我们读下去便知道,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。

 

 在讨论人生的价值时,杨先生强调人生贯穿灵与肉的斗争,而人生的价值大致取决于灵对肉的支配。不过,这里的“灵”,并不是灵魂。杨先生说:“我最初认为灵魂当然在灵的一面。可是仔细思考之后,很惊讶地发现,灵魂原来在肉的一面。”读到这句话,我也很惊讶,因为我们常说的灵与肉的斗争,不就是灵魂与肉体的斗争吗?但是,接着我发现,她把“灵魂”和“灵”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,是很有道理的。她说的灵魂,指不同于动物生命的人的生命,一个看不见的灵魂附在一个看得见的肉体上,就形成了一条人命,且各各自称为“我”。据我理解,这个意义上的灵魂,相当于每一个人的内在的“自我意识”,它是人的个体生命的核心。在灵与肉的斗争中,表面上是肉在与灵斗,实质上是附于肉体的灵魂在与灵斗。所以,杨先生说:“灵魂虽然带上一个‘灵’字,并不灵,只是一条人命罢了。”我们不妨把“灵”字去掉,名之为“魂”,也许更确切。

 

 肉与魂结合为“我”,是斗争的一方。那么,作为斗争另一方的“灵”是什么呢?杨先生造了一个复合概念,叫“灵性良心”。其中,“灵性”是识别是非、善恶、美丑等道德标准的本能,“良心”是遵守上述道德标准为人行事的道德心。她认为,“灵性良心”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。据我理解,这个“灵性良心”就相当于孟子说的人性固有的善“端”,佛教说的人皆有之的“佛性”。这里有一个疑问:作为肉与魂的对立面,这个“灵性良心”当然既不在肉体中,也不在灵魂中,它究竟居于何处,又从何方而来?对此杨先生没有明说。综观全书,我的推测是,它与杨先生说的“大自然的神明”有着内在的联系。这个“大自然的神明”,基督教称作神,孔子称作天。那么,“灵性良心”也就是人身上的神性,是“大自然的神明”在人身上的体现。天生万物,人为万物之灵,灵就灵在天对人有这个特殊的赋予。

 

 接下来,杨先生对天地生人的目的有一番有趣的讨论。她的结论是:这个目的决不是人所创造的文明,而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本身。天地生人,着重的是人身上的“灵”,目的当然就是要让这个“灵”获胜了。天地生人的目的又决定了人生的目的。惟有人能够遵循“灵性良心”的要求修炼自己,使自己趋于完善。不妨说,人生的使命就是用“灵”引导“魂”,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“灵魂”。用这个标准衡量,杨先生对人类的进步提出了质疑:几千年过去了,世道人心进步了吗?现代书籍浩如烟海,文化普及,各专业的研究务求精密,皆远胜于古人,但是对真理的认识突破了多少呢?如此等等。一句话,文明是大大发展了,但人之为万物之灵的“灵”的方面却无甚进步。

 

 尤使杨先生痛心的是:“当今之世,人性中的灵性良心,迷蒙在烟雨云雾间。”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依然心明眼亮,对这个时代偏离神明指引的种种现象看得一清二楚:上帝已不在其位,财神爷当道,人世间只成了争权夺利、争名夺位的战场,穷人、富人有各自操不完的心,都陷在苦恼之中……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,好人更苦:“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,人家就利用你,欺侮你。你稍有才德品貌,人家就嫉妒你、排挤你。你大度退让,人家就侵犯你、损害你。你要保护自己,就不得不时刻防御。你要不与人争,就得与世无求,同时还要维持实力,准备斗争。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,就先得和他们周旋,还得准备随处吃亏……”不难看出,杨先生说的是她的切身感受。她不禁发出悲叹:“曾为灵性良心奋斗的人,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,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。”

 

 况且我们还看到,命运惯爱捉弄人,笨蛋、浑蛋安享富贵尊荣,不学无术可以欺世盗名,有品德的人一生困顿不遇,这类事例数不胜数。“造化小儿的胡作非为,造成了一个不合理的人世。”这就使人对上天的神明产生了怀疑。然而,杨先生不赞成怀疑和绝望,她说:“我们可以迷惑不解,但是可以设想其中或有缘故。因为上天的神明,岂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呢。”进而设问:“让我们生存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,能是世人的归宿处吗?又安知这个不合理的人间,正是神明的大自然故意安排的呢?”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,杨先生的潜台词是:这个人世间可能只是一个过渡,神明给人安排的真正归宿处可能在别处。在哪里呢?她没有说,但我们可设想的只能是类似佛教的净土、基督教的天国那样的所在了。

 

 这一点推测,可由杨先生关于灵魂不灭的论述证明。她指出:人需要锻炼,而受锻炼的是灵魂,肉体不过是中介,锻炼的成绩只留在灵魂上;灵魂接受或不接受锻炼,就有不同程度的成绩或罪孽;人死之后,肉体没有了,但灵魂仍在,锻炼或不锻炼的结果也就仍在。她的结论是:“所以,只有相信灵魂不灭,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,相信灵魂不灭,得是有信仰的人。有了信仰,人生才有价值。”

 

 那么,杨先生到底相信不相信灵魂不灭呢?在正文的末尾,她写道:“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,我能知道什么?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。我无从问起,也无从回答。孔子曰:‘未知生,焉知死’,‘不知为不知’,我的自问自答,只可以到此为止了。”看来不能说她完全相信,她好像是将信将疑,但信多于疑。虽然如此,我仍要说,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,因为在我看来,信仰的实质在于不管是否确信灵魂不灭,都按照灵魂不灭的信念做人处世,好好锻炼灵魂。孔子说“祭神如神在”,一个人若能事事都怀着“如神在”的敬畏之心,就可以说是有信仰的了。

 

 杨先生向许多“聪明的年轻人”请教灵魂的问题,得到的回答很一致,都说人死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,而且对自己的见解都坚信不疑。我不禁想起了二千五百多年前苏格拉底的同样遭遇,当年这位哲人也曾向雅典城里许多“聪明的年轻人”请教灵魂的问题,得到的也都是自信的回答,于是发出了“我知道我一无所知”的感叹。杨先生也感叹:“真没想到我这一辈子,脑袋里全是想不通的问题。”“我提的问题,他们看来压根儿不成问题。”“老人糊涂了!”但是,也和当年苏格拉底的情况相似,正是这种普遍的自以为知更激起了杨先生深入探究的愿望。我们看到,她不依据任何已有的理论或教义,完全依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独立思考,一步一步自问自答,能证实的予以肯定,不能证实的存疑。例如肉体死后灵魂是否继续存在,她在举了亲近者经验中的若干实例后指出:“谁也不能证实人世间没有鬼。因为‘没有’无从证实;证实‘有’,倒好说。”由于尚无直接经验,所以她自己的态度基本上是存疑,但决不断然否定。

 

 杨先生的诚实和认真,着实令人感动。但不止于此,她还是敏锐和勇敢的,她的敏锐和勇敢令人敬佩。由于中国二千多年传统文化的实用品格,加上几十年的唯物论宣传和教育,人们对于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东西往往不肯相信,甚至毫不关心。杨先生问得好:“‘真、善、美’看得见吗?摸得着吗?看不见、摸不着的,不是只能心里明白吗?信念是看不见的,只能领悟。”我们的问题正在于太“唯物”了,只承认物质现实,不相信精神价值,于是把信仰视为迷信。她所求教的那些“聪明的年轻人”都是“先进知识分子”,大抵比她小一辈,其实也都是老年人了,但浸染于中国的实用文化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,对精神事物都抱着不思、不信乃至不屑的态度。杨先生尖锐地指出:“什么都不信,就保证不迷吗?”“他们的‘不信不迷’使我很困惑。他们不是几个人。他们来自社会各界:科学界、史学界、文学界等,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、这么坚定,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,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、摸不着的‘形而上’境界。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,是更加偏离‘形而上’境界,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。”凡是对我们时代的状况有深刻忧虑和思考的人都知道,杨先生的这番话多么切中时弊,不啻是醒世良言。这个时代有种种问题,最大的问题正是信仰的缺失。

 

 我无法不惊异于杨先生的敏锐,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实在比绝大多数比她年轻的人更年轻,心智更活泼,精神更健康。作为证据的还有附在正文后面的“注释”,我劝读者千万不要错过,尤其是《温德先生爬树》、《劳神父》、《记比邻双鹊》、《〈论语〉趣》诸篇,都是大手笔写出的好散文啊。尼采有言:“句子的步态表明作者是否疲倦了。”我们可以看出,杨先生在写这些文章时是怎样地毫不疲倦,精神饱满,兴趣盎然,遣词造句、布局谋篇是怎样地胸有成竹,收放自如,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这些文章是一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写的吗?不可能。杨先生真是年轻!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7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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